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下，刑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使命。
结语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处理人机关系是时代的核心命题。[42]参见张凌寒：《算法规制的迭代与革新》，《法学论坛》2019年第2期，第16页。
学界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人工智能与法律推理的冲突与互动关系。[22]参见李林、田禾主编:《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 No.1（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9页。在智慧司法建设过程中，什么在技术的狂飙猛进中被逐渐放弃了？如何让技术最大化地助力司法而非颠覆司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理清一个底层逻辑，也就是在智慧司法中人与技术应该如何分工的逻辑。[36]参见孙笑侠：《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第27页。算法系统决策的准确率无法保证，一旦出错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43]尽管有学者指出，智慧司法追求的是司法信息化而非智能化，平台化和信息化并不是直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第二，司法信息公开的底线是尊重司法伦理与保护当事人权益。要紧贴使命任务，把强军目标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国防军事立法的各领域全过程，细化为具体的制度规定，同时，及时将强军实践中的成熟做法和规律性认识上升为法规，充分发挥法规制度对实现强军目标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国防军事立法不断完善，为夺取战争胜利、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各根据地颁发了施政纲领，强调军民团结、友军团结。（二）推进国防军事法律法典化。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时军事法规，如《华北解放区扩军归队接收送补兵员工作规则》《陕甘宁边区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等，在支援前线、保障作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国防军事立法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推进法规制度建设集成化、军事法规法典化。
例如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军人的衔级制度。随着形势发展和中央最新精神，军事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可以进一步研究完善，将军事法规和军事行政法规统一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在国防军事立法中坚持合宪原则，是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重要保证，是确保国家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的内在要求。1963年9月28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０二次会议修正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立法工作安排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国务院注重立法规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编制，相关的国防立法项目分别列入立法规划和计划，国防军事立法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对国防军事立法应当着力的重点领域和下步发展作了思考，建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积极研究推进国防军事法律法典化、门类化和完善军事法规备案审查等制度。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国防军事立法进入新时代，得到蓬勃发展。
当前，国防军事法律法规存在渊源不一、规范分散、公开程度不够、体系性完整性欠缺甚至上下位阶的内容冲突等问题。这之后，国防军事立法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我国通常采取以法律调整对象为主、法律调整方法为辅的方法划分法律部门，国防军事法律主要调整国家和军队在国防军事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和规范内容。1927年9月底，毛泽东针对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起义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等问题，组织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建设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创举，相关制度延用至今，成为我军政治建军的基本制度。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通过立法、修法和授权等多种形式，不断完善国防军事法律体系，取得丰硕成果。此外，还有110件法律对国防军事活动以及与国防军事有关的活动作了规定，主要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军事机关和军队有关部门的组织和职权、国防军事利益和军人权益、国防军事的刑事及司法制度等。其调整方法总体上更强调义务性、服从性、强制性和要求从严、处罚较严等，具备单独设立法律部门的基础。为建立完善现役军人服役制度，1988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的决议》。军事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安排，与军队受党的绝对领导、军事法规涉及军事秘密等因素考量有关。
军事法规的备案审查，与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不同，是由军队部门负责，这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质疑。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增加规定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令公布，以及武警部队可以制定规章，进一步完善了国防军事立法体制。
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进一步加强国防军事立法工作，对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修改了《军事设施保护法》、通过了《国防交通法》，进一步加强军事设施保护、规范国防交通建设，并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有关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近年来，部分学者撰文研究呼吁推进国防军事法法典化
49人格平等保护是适用于所有案件的司法原则，只有提炼案件背后的法理理由，才能凸显和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内在价值。68消解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冲突的一个方法是要从指导性案例中推出以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由的规范标准，确立作为理由的规范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四)作为理由的规范 非裁判性、说理性和底层逻辑赋予了指导性案例理由属性。根据案例功能将案例分为影响力案例、疑难性案例和新类型案例等。
指导性案例的底层逻辑说明了指导性案例的母本案例出自于基层法院而具有不同的效力，但指导性案例的底层逻辑并非要将说理主体限于基层法院，而是要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和主体，使它们共同成为我国司法民主的组成部分。好案例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工具性的功能，还承载说理的实质价值。
二是通过对指导性案例文本价值的揭示，使我们将指导性案例与裁判规则、司法解释等司法规范严格区分。指导性案例文本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作为文本的指导性案例。
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遵循的新的司法说理结构出发，可以得出关于法的理由的三种划分类型：事实理由、法律理由和价值理由。任何人不能因其过错而获益作为一项司法指导原则重在惩恶，用以确保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不违约、不违法和不犯罪，体现了霍姆斯法律坏人认识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讨论和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时，使用的是指导要点的称谓，最终决定将指导要点改为裁判要点。韩非子认为道和理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共性与分殊的关系：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从指导案例1号的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到指导案例178号的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诉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案,指导性案例序号是按照指导案例x号而非指导性案例x号来编排的。春秋决狱作为法律类文体为《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突出的是文本于经的说理性。
34使用判例或判例法容易产生歧义，案例指导制度比较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司法性认可应当被严格限定在一种引进理由的范畴之内，以增强指导性案例的可接受性、说服力。
64本文对指导性案例作为特殊文本的考察，还应把它放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维度。增加指导性案例规范研究新维度。
指导案例141号的一、二审裁判理由高度一致，均指出不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损失交由不构成侵权的他方承担。其次，指导性案例对过程民主提出新要求。
